澳门治疗白癜风最好的医院 http://pf.39.net/bdfyy/bdfal/230919/z6fnx8c.html 30年前，年近九旬的施蛰存先生，被提名第二届上海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。得此消息，他多次致信所在的华东师范大学领导，请他们转告评委会，把这项荣誉颁给年轻些的学者更好。
当然，这是无法推却的。颁奖后，传记作家李辉写信给他，说这个奖彰显了他身处逆境时的创造成果，体现了智慧的价值，展露了一个真正文人的存在价值。施蛰存复信表示，“此言深得吾心”。
十年后，即将百岁的施蛰存告别了这个世界。身后留下的，是同事背地里惯称的“施才子”，是老友口中的“悠游自在的大少爷”，是大众心目中学贯中西的“大教授”。
这是一位执拗的智者。上世纪30年代，不到30岁的施蛰存已是新感觉派作家中的翘楚，主编的《现代》杂志也是风生水起，突然因为向青年推荐读《庄子》和《文选》，得了“洋场恶少”之名，再加上时局的变化，年纪轻轻便全面转向课堂。用他后来的话说，“我的创作生命早已在年结束了。”不过，如果只是隐于书斋，便不是施蛰存了。他的生活坎坷不断，但他的趣味更层出不穷。不做出版，便去教书；不做翻译，就去研读古文；不写文章，就去抄碑帖。就如他晚年所言，他的性格如棉花般倔强，受到外力挤压时，就收缩起来，一旦压力消减，便重新舒展。
施蛰存曾戏言，他一辈子开了四扇窗，分别是“东窗”研古文、“南窗”写小说、“西窗”做翻译和“北窗”收碑帖。后人算了算，发现他至少遗漏了两扇窗：编辑和教书。他30岁患黄疸、40岁得伤寒、50岁生痢疾、80岁发现直肠癌，最终执拗地活到将近百岁，也活出了他早就主张的文学家的方向——通才。
晚年的施蛰存，最爱回忆的除了童年生活的上海松江，更有抗战时远走云南的山水故人。年，他在昆明翠湖边，曾吟得一首诗，冥冥中仿佛成了他漫长人生的谶语：“斜阳高柳静生烟，鱼跃鸦翻各一天。万水千山来小坐，此身何处不是缘。”
95岁时，有人问他人生的意义。施蛰存微微一笑，说：“谈不上什么意义，不过是顺天命、活下去，完成一个角色。”
在施蛰存先生远行20周年之际，不妨回头看看，他完成的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角色。
晚年施蛰存??沈建中摄
大师档案
施蛰存：年生，浙江杭州人，学名德普、名舍、字蛰存、号北山，笔名施青萍、安华等。8岁随父母迁居上海松江，就读之江大学、上海大学等。年开始办书店、编书刊，主编《现代》杂志。年起，先后在厦门大学、暨南大学等执教。年后，长期担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，集文学家、翻译家、教育家、学者于一身，年获第二届上海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。年逝于上海。
访谈嘉宾
王兴康：年生，编审，施蛰存的研究生，曾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、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。
张文江：年生，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、博导，施蛰存的研究生，著有《钱锺书传》《管锥编读解》、《古典学术讲要》等。
沈建中：年生，长期在银行工作，施蛰存晚年学术助手，编撰出版了《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》《北山楼金石遗迹》（三卷本）等。
施守珪：年生，施蛰存长孙，先后在上海书店、海南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工作。
晚年施蛰存??沈建中摄
眼神：“不死就是胜利”
高渊：说到施蛰存先生，在很多人的脑海中是这样一幅画面：戴着助听器，穿着一袭睡袍，坐在起居室、书房、卧室三合一的房间窗前，神态悠闲地注视着前方。你对他印象最深的是什么？
王兴康：施先生晚年敞开家门，接待八方来客，不少访客惊叹，90多岁的老人还有这么炯炯的眼神。
他临终前一天，医院，当时他已经昏迷了一段时间。我进门没一会他就醒了，睁开眼睛看着我，依然有神。他晚年耳朵不好，但眼睛始终是好的。他盯着我看，因为戴着呼吸面罩没法说话，就不断跟我点头。我知道，这是他在与我告别，也在叮嘱曾关照的家事。我马上说，施先生，您放心，您交办的事我会办好的。
高渊：有神的目光背后，是依然清晰的大脑。
王兴康：对，即便到了最后一刻，他的脑子也是清楚的。在他去世前一年，复旦大学一位教授来访，施先生跟他探讨一个金石方面的学术问题：汉代官僚过世后带进墓里的大印，是真印还是仿制品？我记得他坚持己见，毫不让步。
高渊：第一次见到施先生是什么时候？
王兴康：那还是在大学本科时期。我是年考进华东师大中文系的，那时候学校的学术氛围很浓，每逢大的节日，都会有名教授做讲座。我听过一次施先生讲的汉乐府，没有讲稿，只带了一张纸，上面可能写了提纲，很多资料他都是信手拈来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
本科毕业时，我打算报考施先生的研究生，在同学的引荐下，去了一趟施先生的家。我问他应该怎么准备考试，他说考我的研究生不用准备，你准备了也没用。
高渊：后来具体考了什么？
王兴康：施先生出的专业考卷很有特色，一共50道简答题，基本都是名词解释，错一题扣2分。这确实没法准备，他要考的就是基本功。
高渊：在不少人的记忆中，上世纪80年代初，施先生夫妇住在愚园路一个小楼的二楼亭子间，他坐在抽水马桶盖上会客。你去见他时，是这样吗？
王兴康：我第一次去施先生家，他就是坐在抽水马桶上跟我谈话的。房子一共三层，以前都是他家承租的，后来房子逐渐被挤占，“文革”中他们夫妇先在三楼晒台搭个小板屋生活，后来搬到了二楼亭子间。房间太小，里面的抽水马桶只能当凳子坐。
等我们研究生入学半年后，我和文江一起去向施先生拜年时，二层朝南的房间已经还给他了，他再也不用坐在抽水马桶上见客了。
高渊：到了年春天，施先生查出了直肠癌，对你们的学业影响大吗？
王兴康：应该说影响很大。施先生给我们上了半年的课，主要讲的是《论语》，然后他就住院动手术了，术后还要休养。但也正因如此，施先生对我们的教诲不仅在学术上，更多还是在为人上。
医院，他在车上说现在这个毛病怎么这么多，语气很平静。在医院里，施先生问医生，我这一刀下去可以活几年，如果能活5年就动一刀，活不到就不动了。医生说，这没办法跟你讲的，施先生听了哈哈一笑。
高渊：在你们眼中，他是一个豁达的人？
王兴康：他热爱生活，更看淡了生死。他往来的信件很多，生病后，他让我代拟一封信，大意是我是施蛰存的学生，最近老师生病了，他身体好了会再和你联系。我起草了初稿，他改好后让我抄了十几封，没有一点惊慌失措。
医院后，有一位病友是翻译家周煦良教授，他有许多原版的英文杂志。施先生去看望他时，看到这些杂志如获至宝，连忙搬了不少到自己病房，大大地饱了眼福。
沈建中：施先生曾跟我说起，医院体检，医院正大兴土木，一名小护士推着轮椅送他到另一幢楼做检查，不小心摔了一跤，整个轮椅翻身，把他摔得满脸是血。小护士见状大哭，施先生慢慢爬起来，用手抹抹脸，先去安慰她。
他95岁时，一天半夜不慎跌破了头，流了不少血。家人让他住院检查，先生却不愿意，等我上门时，还叫我为他拍照留念。
张文江：施先生的老朋友傅雷，在“文革”中含冤自尽。他甚为惋惜，说老傅怎么就想不开呢？施先生住在愚园路，傅雷住在江苏路，两家转个弯就到。在上世纪50年代，师母和傅雷夫人都被居委会动员去办托儿所，每天在一起。施先生有句话，常常被人引用：“不死就是胜利。”即使处在非常艰难的环境下，他依然没放弃对未来的信心。
我们作为施先生的学生，感受他以豁达的态度对待人生。如果要加上修饰语，是骨子里的豁达；再进一步可以说是通透，如果还要加上修饰语，那就是极度通透。
愚园路上“北山楼”一角??沈建中摄
南窗：“让我的那些新感觉小说安息吧”
高渊：对于施先生的文学和学术生涯，他自己曾用开了四扇窗来概括。但外界流传的“四窗”之说，有两个版本。一种是“东窗”指新文学创作，“南窗”指古典文学研究，“西窗”指外国文学翻译，“北窗”指金石碑版考释，另一种则把“东窗”和“南窗”易位。对此，你怎么看？
张文江：我理解先生的原意，“东窗”和“西窗”是中国包括东方和西洋的对比，“南窗”为创作性的发散，也暗指南方人；“北窗”为金石研究，也象征冷门。所以，“东窗”应该是古典文学研究，“南窗”则是文学创作。
前一种说法虽有误读，但似乎也不必纠正。当年《北山谈艺录》印行时，最初样书的封面上，将先生名字中的“蛰”误印为“蜇”，出版者大惊道歉，立即重印封面。先生却不以为意，觉得太浪费了。名字写错都无妨，“四窗”本来就带有戏言的成分，误传又有什么要紧？我想以施先生的豁达，或当一笑置之。
高渊：如果根据时间顺序排列，应该“南窗”开得最早，东西两窗次之，“北窗”开得最晚？
张文江：施先生曾说，他一般在10年左右的时间里，集中精力从事一方面的工作，20年代基本在学校求学，30年代主要是新文学创作和做编辑，40年代从事古典文学的研究和教学，50年代大部分时间在翻译外国作品，60年代的兴趣转向治金石、藏碑拓，70年代在研究诗词之学，80年代主要是编书、写杂文，90年代做总结工作。
在施先生晚年，除了不再写小说和翻译，其他的窗都开着。
高渊：上世纪80年代，又有出版社编了一本《新感觉派小说选》，施先生的《梅雨之夕》《将军底头》《石秀》等8篇小说入选，将他的“南窗”又翻了出来。对此，施先生高兴吗？
张文江：施先生的这些作品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绕不过去的一环，被重新翻出来后引起不小的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