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开始为《堂吉诃德：插图典藏版》的编辑工作做一番小结之前，我，一个重度强迫症患者，想先就这个书名说两句题外话。
首先，“堂吉诃德”的“诃”跟“契诃夫”的“诃”、“摩诃婆罗多”的“诃”一样，读hē，不读kē。在现代西班牙语里，这个名字写作donQuijote，其中j的发音与汉语拼音中的h接近，中译名便由此而来。其实塞万提斯创作时是写作donQuixote的，在那个年代，x的发音与汉语拼音中的x接近，无怪乎法语、意大利语等语言中，吉诃德分别写作Quichotte、Chisciotte（英国大作家萨尔曼·鲁西迪前年出版的新作便按法语拼法取名为Quichotte）——如果从古卡斯蒂利亚语发音翻译，就会是“堂吉肖德”了。
其次，“堂”是西语中对男性的尊称（可以理解为“先生”，但比“先生”更加高贵），不是姓名的一部分，所以应连写，而不宜用中圆点（规范的标点符号学名叫“间隔号”）和姓名隔开——“吉诃德·先生”，看上去终归有些别扭。大名鼎鼎的唐璜（DonJuan），其实也可译为“堂胡安”，相当于英语里的“约翰先生”。当然，按照某西语词典的说法，“堂”和“唐”都是旧译，don宜用更接近西语发音的“董”来音译——不过，“堂吉诃德”已经约定俗成，不管是本书译者董燕生先生（不对，叫“燕生先生”就行了，“董”就是“先生”）还是我，大概都不会接受“董吉诃特”这个更接近于西语读音的新译名。对了，关于“堂”和“唐”的选择，我更喜欢“堂”，因为“堂”在中文里有“在外表、举止或言语上表现出尊严”的意思（如“堂堂”“堂皇”），用作尊称可谓天衣无缝。
选定译本董老上世纪90年代接到翻译《堂吉诃德》的邀请时，并不是当即就接受了，而是考虑了一段时间才签的合同：“如果我觉得能力不够，我的翻译达不到现有的译本水平，何必做这个无用功呢？”
当我接到任务，需要重出一版《堂吉诃德》时，我的想法跟董老类似：“如果不能超越现有的版本，而只是做意义不大的重复出版，我又何必浪费自己本可以用来编其他好书的宝贵时间呢？”
第一步，选定译本。在此之前，我已经不知不觉地做好了准备工作——几种主要的《堂吉诃德》中译本（杨绛、董燕生、孙家孟、屠孟超、唐民权、张广森、刘京胜），我已在从业的若干年里，悉数收入囊中。我又从网上购入西班牙皇家学院（RealAcademiaEspaola，又译为“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”，是全球规范西班牙语的最高机构）于年出版的“周年纪念版”《堂吉诃德》西语原著，并下载了英、法、意、葡等译本的电子版作为参考。器已利，事可善也。
我随机抽取了书中的某些段落，以西语原版为基础，并参照其他几种外语译本（毕竟，我没学过西班牙语，我做西语书的编辑高度依赖西语词典，看英、法译文则相对轻松很多），锱铢必较地对比这几种中译本。坦白地说，在放大镜的审视下，没有哪种译本称得上尽善尽美（这是好事，至少我有超越现有版本的可能性了），也没有哪种译本差到一无是处（甚至于某些总体而言欠佳的译本，在个别地方还有胜出之处）。有的译本准确归准确，但译者比较学究，遣词造句总给人一种端着的感觉，仿佛为游侠骑士穿上了青布长衫；有的译本潇洒归潇洒，但得其神而忘其形，省译、漏译的地方不算少。再三权衡之下，我选定了董燕生译本，这是在我看来在信、达、雅诸方面取得了最佳平衡的译本之一；最重要的一点是准确，这将为我这个半吊子西语编辑省下不少功夫。
我通过我的译者朋友S老师辗转拿到了董老的联系方式（邮箱、座机、手机）。对社恐而言，电话是万不得已才打的，于是我发了邮件，静等回复。等了几天，没有动静，而我的上一本书业已编竣，三天之后将迎来国庆长假（加班看稿黄金周），此时不出手，更待何时？我在9月29日（塞万提斯的生日）晚上，拨通了董老家的座机。接了。诚惶诚恐地交谈了一阵。不多时，我的邮箱里收到了他发来的两部译稿。他还把他的